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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无论立法准备如何充分，只要法律逾期未被公布同样构成立法不作为。

无论立法准备如何充分，只要法律逾期未被公布同样构成立法不作为。

3.重视对高级公务员宪法意识的培养高级公务员的职位要求与一般公务员不同，除行使一般的职责外，还行使决策、宏观规划和监督管理等职责，管理幅度加大、决策层次提高，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综合和宏观，需要其具有更高的素质和更强的能力等。加强领导干部的宪法教育与知识，有助于培养领导干部依法运用权力、依法制约权力的意识。

为了保障五五普法规划的法律效力，2006年4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制宣传教育的决议》，提出了法制宣传教育的内容、重点与具体形式。如在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形成了对总统的道德行为制约的共识[4]，并制定了约束公务员道德行为的法案。除了宪法本身的内容外，对现代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新的知识与问题给予高度重视，以促进公务员知识的综合化，使宪法教育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务员培训的课程一般分为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和选修课。3、从社会效果上看，宪法教育缺乏实效性。

根据2003年12月人事部发布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公务员九种通用能力（政治鉴别、依法行政、公共服务、调查研究、学习、沟通协调、创新、应对突发事件和心理调适）中，依法行政能力位居第二，其基本内容是：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法制观念，忠实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准确运用与工作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四）公务员宪法教育培训机构在中国，对公务员进行培训的机构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以及设置在地方的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30] 自 Loving 案开始，最高法院所确立的标准被广泛运用于其他案件，首先是得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相关立法，推翻了关于禁止不同种族之间收养的法律。

随后，最高法院在一系列案件中承认结婚、生育、终止妊娠、抚养子女等宪法权利。在以平等保护条款审查家庭立法的问题时，一个具有重大争议的问题是关于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即禁止同性婚姻是否涉及性别歧视( gender discrimination) 或性取向歧视( sexual orientation discrimination)。最高法院的解释是，宪法保障父亲的权利不仅仅要考虑生物学意义上的联系，非婚生的父亲必须表明其已经以一个父亲的方式对待孩子，并且采取了某种措施认真对待孩子的未来。[16]388 U．S．1(1967)[17]434 U．S．734 (1978)[18]482 U．S．78(1987)[19]［美］杰罗姆·巴伦等: 《美国宪法概论》，刘瑞祥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8 页。

有学者认为最高法院的判决损害了传统家庭法中某些既有效且成熟的原则，削弱了传统的家庭法中有益的价值观，向社会传达了错误的信息。二是根据联邦分权原则，家庭法的立法权由各州保留。

但与正当法律程序及平等保护不同的是，美国宪法并未明确规定隐私权。如在 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25]最高法院指出宪法保护家庭的神圣性是基于家庭结构深沉地植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因而孩子的叔伯舅舅、婶娘舅妈以及祖父母住在一起也是受宪法保障的权利。(四)去宪法化？ ———家庭法发展方向之争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引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弹，最高法院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调整自己的立场。[49]第三，司法判例的不一致造成了家庭法制度的混乱。

[46] 所以，宪法的过度介入可能会重新导致家庭成员间权利分配的不均衡，当强调父母权利的自主性而伤害到子女的时候，这一原则就可能丧失了其道德上的正当性。[7]［美］凯瑟琳·考尔德韦尔: 战后离婚与自由福利国家。[20]316 U．S．535(1942)[21]347 U．S．483(1954)[22]［美］兰道尔·肯尼迪: 《不同种族间的亲密关系》。在 1977 年的Moore v． City of East Cleveland 一案中，[41]最高法院采纳了拓展家庭的观点。

虽然这种家庭有别于以异性婚姻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但已基本能够满足那些以家庭伙伴等名义生活在一起的同性恋对孩子的渴求。但这一理念是以父母的过错惩罚孩子，不符合现代法治原则。

实践中代孕案例屡见不鲜，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代孕的合法性，[60]亦发生过代孕者反悔的案例。由于在家庭法中几乎没有任何政府利益能够被法院认可为急迫的政府利益，这类立法几乎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

加州第四上诉法院在 1998 年的一个案件中还专门敦促立法机关制定这方面的法律。和结婚权一样，联邦最高法院将父母在抚养、监护、为孩子作相关决定的权利上升到基本权利的高度，受到司法最严格的保护，这也反映了司法机关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重视。其二，在亲情、责任和奉献等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我国的婚姻家庭法更强调家庭成员间的相互义务，如家庭对国家的义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的义务，夫妻之间的义务以及其他家庭成员间的义务。本文将从判例法的角度，厘清宪法对家庭法影响的历史轨迹，探究宪法对家庭法介入的路径，以及由此导致的家庭法的理念及其规则的变化，并探讨这一变化在美国社会所引发的各种争议，最后分析美国宪法和家庭法的关系演变给中国相关法律的发展带来的启示。而且，宪法对家庭法的过度介入对宪法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而在同性婚姻合法性的问题上更使法院系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困境。禁止代孕是否侵犯那些不能生育的女性的权利？ 代孕者是否享有母亲的权利？ 这些问题显然不能仅从家庭法角度研究，它需要从宪法上基本人权的角度来理解。

制定法出台之前，司法机关已表明了立场。法院承认了父母的这些基本权利，认为只要其父母能够正常地履行其职责，政府就没有理由去干预。

在司法实践中，将婚姻提升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在于： 任何涉及限制或剥夺公民结婚权利的法律或政府行为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司法审查。这种意义上的父亲是否可以与非婚子女维持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 自 1972 年 Stanley 案开始以及后面的一系列案件中，最高法院确立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基本规则，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非婚父亲的权利。

(二)平等保护平等保护是各国宪法保护公民权利的一项重要原则。［Laurence C． Nolan，Unwed Childrenand Their Parent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From Levy to Michael H． : Unlikely Participants in Constitutional Jurisprudence，28CAP． U． L． REV． 1，9 － 10( 1999) ］[37]404 U．S．71 (1971)[38]429 U．S．190(1976)[39]405 U．S 645 (1972)[40]530 U．S．57 (2000)[41] 431 U．S．494(1977)[42]同注4引文。

该项法律在司法过程中被推定为违宪，政府必须承担证明其合宪的举证责任。1968 年，最高法院开始介入这一领域，从而开启了深入和全面审查家庭立法的第二扇大门，使关于非婚姻问题全面联邦化。Loving 案的重要意义在于，自此以后，最高法院将适用正当法律程序和平等保护双重原则去审查那些以种族为分类基础的家庭立法，政府必须承担举证责任。[44] 如大法官斯卡利亚( Scalia) 认为，宪法对家庭法的审查以消除家庭法领域中的歧视现象可以寻找到宪法中的平等保护的依据，但他对法院承认宪法中未列举的家庭权利深表怀疑，如堕胎以及同性恋权利等。

最高法院运用这一标准推翻了很多传统家庭法中的重要规则，如给予儿子比女儿更长时间抚养的法律，仅规定前夫对前妻有抚养义务的法律，规定男女不同最低婚龄的法律，倾向于由母亲取得监护权的规定，规定仅由丈夫处理共同财产的法律，规定由丈夫对家庭债务负责的法律。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州，如夏威夷、阿拉斯加、佛蒙特、马萨诸塞、俄勒冈、华盛顿、加利福尼亚、纽约等州的法院判决禁止同性婚姻构成了歧视，其中夏威夷、马萨诸塞等州的最高法院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42]五、激进与踟蹰———宪法介入家庭法的争议总体而言，美国学者认为家庭法的宪法化趋势无法逆转。在 Loving 一案中，最高法院强调了宪法要保护家庭的神圣性，因为家庭这一机制深深植根于这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

最高法院在 1965 年的 Griswold v． Connecticut 一案[24]中第一次确认隐私权受宪法保护，并且将之独作为一项独立于第四修正案的基本权利。根据这一标准，那些过分强化陈旧的关于男女能力差异以及过分强调女性应局限于家庭中角色的法律的合宪性会受到严重怀疑。

美国一个很常见的社会现象是非婚生育。反对同性婚姻的势力纷纷要求通过立法阻止法院的类似判决。为什么到 20 世纪后美国宪法开始介入家庭领域？ 这主要是家庭这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在美国发生了重大变化。对宪法学的研究启示应关注部门法的发展，比如家庭法。

在 1967 年的一个案件中，最高法院判决未成年人与成人一样享有诉讼中诸如获得辩护等程序性权利。［Eva R． Rubin，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American Family，p． 27 －28( 1986) ］[35]391 U．S．68( 1968)[36]［美］劳伦斯·诺兰: 最高法院面前的非婚子女与父母。

一些家庭法专家认为最高法院的某些判决并没有给予家庭法本身对这个问题相对已经成熟的的立场以足够的关注。一方面，最高法院在整个联邦和州的法院系统中形成了孤岛。

但在权利意识高涨的时代，家庭法领域也不能例外。有女权主义就批评过分强调家庭的隐私权会使丈夫虐待妻子更为便利，儿童保护组织也强调家庭法的过度自治使儿童更易受到虐待或忽视。